论坛综述：新常态下论改革

　　【财新网】（记者 陈慧颖）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于2015年3月21-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1日上午举行的分组会（I）会场三的题目是“新常态下论改革”。主持人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与会嘉宾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本节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稳定增长，去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如何评价深化改革的成效，如何看待改革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和举措破解改革难题。

　　吴敬琏指出，对于什么是“新常态”的特点，概括起来是两点，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两个特征的进度不一，经济增速已经转向，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还是一个进行时，并没有实现。第二个转变提了20年，但成效不彰，最关键的问题是消除体制性障碍，手段就是改革。

　　吴敬琏对把稳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政策取向有一点怀疑。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化之年。农地改革、国企改革的进展值得关注。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新常态。只要增长质量提高了，增长是高速、中高速，甚至中速都不要紧。

　　朱光耀指出：要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目标，2015年需要直面矛盾。2015年，国内国际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国内经济“三期叠加”效应集中显现。国际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最为复杂、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一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最大的一年。

　　朱光耀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四点，财政政策积极性的体现，一定要在工作部署中体现出来，包括：第一，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第二，一定要坚持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第三，要盘活财政的存量。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体现，在审慎的货币政策之下的松紧适度，要有针对性。

　　戴瑞礼表示，2015年的调查显示，全球CEO的信心首次超过了中国，美国超越中国，成为最具增长前景的市场。

　　中国在进行新常态的转变，有三点需要去关注。首先是如何去迎接新的竞争，去适应消费者新的生活模式。然后，在技术技能方面如何去填补空白，提高竞争力。第三是如何在人才方面去纠正错配。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改变。经济增长导致了工资上升，城市化程度在上升，人们的需求，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同时移动经济和数字经济也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中国的企业领导也必须要去迎接这种新的挑战和变化。

　　蔡昉表示，有观察者表示，从两项改革看到中国政府的信心，一个是生育政策改革，一个是户籍制度改革。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方式测算，在十二五时期，平均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降到7.6%，在十三五的时期，大概应该是6.2%。

　　“新常态”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过去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型的增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加上这些驱动的新的增长驱动力，还可以有更快一些的经济增长。改革是推进转变的动力，中国要获取改革红利。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要引起高度重视。比如中国劳动力成本高，出口竞争优势削减很快，但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当中有一块是社会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们工资总额的40%，在发达国家，同样这个数据要低得多。这40%的东西。另一个例子，中国一线城市建筑的土地成本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像澳大利亚有中国的厂商去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中国土地贵，税也不便宜，各行各业要增长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不由市场决定、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变动，是法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这块东西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改革前，中国是要素成本低，制度成本高。现在是要素价格高，制度成本也高。如果不把成本降下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