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综述：大都市圈的发展与治理

　　【财新网】（记者 任波）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于2015年3月21-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1日上午举行的分组会（I）会场二讨论的题目是“大都市圈的发展与治理”。这一环节的主持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发言嘉宾包括：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院士徐匡迪；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

　　大城市还能再大吗？答案众说纷纭。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杨伟民则表示，这是一个对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很有针对性的一个话题。过去中国强调重点发展小城镇，后来在十年前“十一五”规划方案的时候首次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去年颁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都确定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但杨伟民也指出，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有一定差别，但也有一些相近的概念。“究竟如何发展大都市圈，如何治理大都市圈应该说还有很多问题。”他说。

　　徐匡迪则指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的大城市，大都市圈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因为生产要素比较聚集，就业比较多。但他进一步指出，经过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由于人口过于向要素、市场发达的大城市集中，使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显现，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管理成本升高等。

　　徐匡迪表示，发达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带、城市群，城市连绵区的现象，并且以此来化解巨型城市病，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化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的发展。

　　他特别指出，新时期的城镇化，和过去30年城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要注重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同，要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并且把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城市之间绿色隔离带的建设放在城市群规划的首要位置。

　　王安顺着重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他介绍，去年2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北京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指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并要求我们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要探索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形成新的增长极。就此，王安顺表示：“我理解应当从创新、市场、生态、民生四个方面着力来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和发展。”。

　　王安顺表示，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选择，同时也要运用好市场之手，更好引导生产要素往重点功能区内聚集。在谈到如何创建生态共同体、改善环境问题时，王安顺说，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形势严峻，特别是人均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时有发生，这些都时刻提醒我们加大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迫在眉睫。他表示，近年来围绕着PM2.5的治理我们采取了减霾、控车、减排、降成，以及绿化造能等多种手段，持续加大工作的力度，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去年北京地区PM2.5浓度下降4%，尽管这样一个目标还不理想，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向着下降的好的方向在发展。“在实践中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区域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王安顺说。

　　古利亚对中国城镇化的进展表示赞赏，但他也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政策需要进入新常态。古利亚说，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很多在其他正在进行或者实现了快速城镇化经济体中看到的弊病，比如说贫民窟的爆炸性的增长。今天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城镇化的模式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要四个要素驱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环境外部性过低的定价和不断增长的出口需求。但是在未来这四个曾经驱动城镇化的引擎都不再靠得住。随着中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GDP的增长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内的需求以及投资的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利用以及不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

　　古利亚还指出，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对经济增长或者说公平公正都是不利的，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不断地改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大城市、超级大城市中的处境，尤其是取消户籍制度与获得关键的城市公共服务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农民工的孩子不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的机会，这种长期的成本将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