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7日 德龙：纪念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20世纪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于11月16日逝世。弗里德曼并非全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那个荣耀属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弗里德曼的确排在第二位，而且与头把交椅相隔不远。
　　在某种意义上，弗里德曼可以说是凯恩斯的明星学生、继承人和理论完成者。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建立了今天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在使用的分析框架——支出与需求；总支出各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短期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这样一个思想，即政府为了让经济保持平稳，避免萧条或过热，需要采取策略性的但也是强有力的干预。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但凯恩斯的理论是不完全的。他的理论是关于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但其中没有“价格”。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的框架中加入了价格与通货膨胀理论。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并指出，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是有限度的，否则会造成破坏性的通货膨胀。而且，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方面纠正了凯恩斯的理论——由于大萧条的经历，凯恩斯和他更为正统的继承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样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现在都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也可以说是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对手和敌人。他们都同意，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可能会面临过于巨大的不稳定性，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有限干预是必要的。对凯恩斯来说，干预的关键是要保持政府总支出加私人投资支出之和的稳定；而对弗里德曼来说，关键是保持货币量即经济中流动性的稳定。
　　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一个技术性区别，关系不大；或许你还会说，他们的观点差异是由于他们对“世界如何运转”的不同判断而导致的，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加以解决。你只说对了一半。他们在干预手段上的区别，其实是基于他们各自所持的道德哲学之间的巨大且深刻的鸿沟。
　　凯恩斯将自己视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敌人，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他认为，聪明而善意的政府官员可以设计出比市场更优越的经济制度，或至少用税收、补贴或管制手段来校正市场，达到更好的结果；活跃于市场中的那些个体的动机，通常与公共利益无关。
　　但弗里德曼不同意这一点，而且是非常不同意。在他看来：第一，自由市场通常都与公共利益相联，重大的市场失败是例外，而不是常态；第二，即便私人利益并非公共利益所在，也不能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因为政府失败导致的后果更严重、更可怕；第三，即便市场均衡并不能达到功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但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其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他相信，政府的命令和安排天生就具有某种恶性，即便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弗里德曼的世界观始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们具备为其自身做出判断的能力，因此必须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在此之上，自由市场几乎总是最好的和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可以协调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任务；在此之上，将你的信念放到市场中并变为现实，就会产生正确的结论；在此之上，是对于政府的害怕和怀疑——政府是一个可以轻易被俘获的工具，会被用来谋取私利。
　　在所有这些看法之中，充满了对辩论和论证的信心。弗里德曼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们可以学会经济学的真理；一旦他们得到正确的教导，那么就可以通过建立制度，使他们免于政府腐败与政府扩张之苦。
　　当然，这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产权的实施，合同纠纷的执行，作为市场基础的强有力的法治，都需要政府；如果情况表明干预是正确的，那么政府也应该干预。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有一个极其重大且必要的职责，即通过对货币量的恰当控制，保持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转。当然，如果经济中总是具有充分但并非过度的流动性，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市场将恰当地行使其职责；但如果不是，我们就得到了大萧条，或者恶性通货膨胀。
　　在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弗里德曼的颂扬中，也有一个批评，即弗里德曼或许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它可能并非对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那么关键。在波斯纳看来，弗里德曼对市场优越性的信奉，是“作为一种信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它不能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民主国家的成功。波斯纳说：“他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的成功，甚至是一种对他个人的冒犯。这些国家实现并保持了非常高的经济产量，同时又有着高税率、庞大的公共部门和广泛的财富再分配，其经济平等程度比美国高得多。我不认为他的分析工具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特例……”
　　这一点很重要。弗里德曼将自由与竞争的资本主义看作是普适的东西，它不仅仅是获得普遍繁荣的方法，而且也是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human world）”的关键步骤。在那样的世界中，绝不会有专制与独裁的政府，20世纪由政府所引发的暴行也不会重演。
　　但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夸大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相关程度。的确，市场所带来的价值，与命令和强制的价值正相反——后者是专制与独裁政府的基础；的确，人们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也就有了基础。但是，要创造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需要的东西比全球自由市场多得多。
　　最后，我相信，弗里德曼的思想最好被看做是两种思潮，即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有力结合，它们于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在美国特别兴盛。弗里德曼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相信，给人们自由，让他们通过市场上的购买与销售来协调其行动，将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他并不认为市场总是运作得最好，是所谓“自然法则”。但他相信，市场失败是例外情况，在市场确实失败了的地方，如果能由企业家对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就几乎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利润机会。他相信，市场体系将会为自由贸易提供机会，从而避免市场失败。他相信，政府失败是普遍情况；政府在古典自由国家之外的任何扩张，都极有可能导致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对于中间偏右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弗里德曼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对于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而言，弗里德曼是一个富有教益的对手。由于他的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强大了。我们将会怀念他。■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