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6日 曼德尔森 ：欧洲竞争力之源

   全球贸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面对的市场。我们购买什么商品，我们从哪儿购买；我们生产什么商品，我们在哪儿售出——这些都已经被改变。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人的生活都面临着戏剧性的变化。
    即便在十年前，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都还只限于关税问题。我们在国内生产，然后把商品运过国界，抵达另一个经济体——关税就是这一路途中的税收。但现在却不再如此。如今，在本国购买的东西，很可能是由一个全球供应链上的众多经济体共同生产的。
    欧洲人仍在谈论所谓“中国出口”，但并未真正停下来想一想，它到底还意味着什么。现在，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来自并非由中国企业出资的工厂；这些出口商品由欧洲企业购买，并通过欧洲企业卖给欧洲的消费者。因此，全球化已经改变了贸易和生产的含义。这也使得贸易壁垒的进一步降低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不再仅仅是跨国贸易——我们也跨国生产。
    过去50年里，至少在发达国家，多数商品的关税已经大幅下降。但人们越来越发现，真正的贸易壁垒存在于国家内部，即以规章制度、行政批文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或明或暗的对外国企业的歧视。国际贸易谈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修改那些规章，或让其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压低关税。
    现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创意的贸易（trade in ideas）。
    全球化在一个非常根本的层次上便利了创意的交易。通过通讯技术的革命，即便是全球范围的空间距离，也已经变得如同无物。我们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信息，同时中间环节却可以如此之少。
    过去十年，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全球市场份额相对减少的同时，欧洲保持住了其市场份额。其原因之一，就是欧盟企业是以溢价（premium price）来出售其产品。这是通过高质量的设计和生产，以及可靠的品牌来实现的。当然，在制造方面，欧洲仍然非常出色。但现在，欧洲产品的附加值是来自于创新和发明。对于欧洲的竞争力而言，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欧洲的比较优势所在。事实上，欧洲很可能已经不会再进行任何单纯的价格竞争了。
    这引发了一系列贸易政策问题。欧洲的创意贸易是通过具体的产品来体现的。在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欧洲产品背后——无论它是一只时尚的鞋子，一个使用新型环保技术的太阳能仪器，一个半导体，还是一块卡芒贝尔（Camembert）奶酪——都有创意在其中。但现在，这些创意每天都在被窃取。
    20年前，冒牌产品被认为主要是奢侈品制造商所面临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欧洲每十个被截获的冒牌货中，有七个是针对奢侈品的。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假冒无伤大雅，但事实并非如此。盗版和伪造是犯罪组织的一项重要业务，它损害了整个欧洲经济，那些最具创造力和竞争力的行业也不能幸免。
    而且，现在不仅仅是假皮包和假手表的问题。如今，这是一个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黑色经济，其假冒的范围从食品饮料、电子产品、玩具，到汽车零件、飞机部件，几乎无所不包。过去十年，这一产业的规模足足扩大了十倍。
    2004年，80万剂假冒药品（包括抗生素、抗禽流感药物、抗疟疾药物和胰岛素）在欧盟边境被查获，其中的大多数都要销往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我们能说这是无害的吗？而且，这些还只是被查获的部分，只是冰山之一角。
    此外，音乐和电影工业也遭到了盗版音乐和电影的侵害，艺术的发展因而受损。这一点很重要。例如，互联网音乐侵权和音乐版权滥用问题，正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俄加入WTO问题上的重要争议之一。
    那么，欧盟委员会正在就此进行什么工作呢？在过去一年，我们与欧洲商界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就问题的关键和未来行动的方向达成了共识。我们确认，被查处的流入欧盟的假冒商品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制造的；之后依次是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智利；再然后是亚洲和南美的其他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一部分已经对欧盟做出了清晰的承诺，将确保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所改进。我们将更为努力地推动其工作，运用包括在WTO框架下寻求赔偿等各种手段，让已有的承诺得以充分履行，并让规则得以实施。
    我们已经在中国境内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以帮助欧洲企业找到诚实可信的供应商，发现知识产权剽窃的风险，并与中国的司法系统打交道；我们建立了稽查假冒商品的标准程序，并希望中方加以执行。除此之外，我们还与中方进行合作，力图促进中国本土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欧盟制造商和“丝绸之路”上的房东之间进行协调，帮助建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让后者驱逐那些从事假货贸易的房客。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确的变化。现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愿是两年前所不能比拟的。
    这部分是由于压力因素，但还有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产生双向的好处，中国自己也可以获益。到2006年9月，中国的专利权申请数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五位，仅次于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中国专利权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都来自外国公司，它们希望保护其在中国的生产，免遭盗版。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希望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能够提供帮助，以保护其创新。
    显然，中国幼稚的电影工业正深受盗版之苦；中国政府保护2008年北京奥运会品牌的努力，也受到了大量涌现的假冒商品的威胁。总之，如果中国工商界对本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信心，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创新。
    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汲取一个教训，即容忍知识产权剽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敏感问题，我们需要在公众对创意的分享和对创新的激励之间进行平衡。当我们把知识私有化的同时，必须非常谨慎小心。
    在这方面，我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产权保护并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它也不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赐予欧洲的帮助。如果中国想要走得更远，在价值链上攀升得更高，走知识产权方面的捷径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创意是经济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成立。
    对欧洲而言，在所有方面——不光是服务业，而且包括所有将想法变成产品的领域——都存在着创意的贸易。为了保持不断的创新，为了让欧洲产品维持其品质优势，创意必须被更好地加以保护。
    现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努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我们必须承认，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和生产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这仍然是一个公平竞争，因为欧洲能以其自身的比较优势来赢得尊敬。
    无论如何，创意的贸易，如同任何其他贸易一样，也应该是公平的。■

    本文节选自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2006年10月20日在“摩纳哥传媒论坛”上的发言，并经曼德尔森授权。本文由杂志记者胡蛟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制造”并非“欧洲制造”

□乔纳森·安德森/文

    对于曼德尔森先生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观点，我们毫无异议。在此仅做一个补充。曼德尔森在文章开头提出了一个令人疑惑的论点，即中国对欧洲的很多出口事实上来自欧洲企业，现在已经很难分清什么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了。
    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果以此为依据，则中国大陆的巨额贸易顺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顺差中的大头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当发达国家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时，他们事实上是从其本国的公司购买；既然销售所得最终还是会回到跨国企业的母国，那么贸易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虚构的了。
    这个故事有一部分的确是真实的。根据官方统计，近60％的中国大陆出口来自外资企业。但是仅此而已，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并不正确。
    首先，很多人认为，外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大陆商品的支出最终会以公司所得的形式回到企业的母国。但事实上，中国商品出口的大部分所得都必须用来支付原材料、工资及其他成本。国际经验显示，制造业的税后利润边际约为5％，更高可达10％，但相对于外国对中国商品的所有支出而言，其数量是很小的。
    比如，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而官方数字显示，外资企业（或更准确地说，是外资企业中外国控股的部分）转回母国或用来再投资的利润仅为270亿美元。进一步，这是全部外国投资所得的利润，而出口产业只占FDI的四分之一。因此，可能只有60亿－70亿美元回到了跨国企业母国，仅占海外购买中国商品总支出的1％。各方面证据显示，即便考虑到非被正式记录的资金流出，其比例也仍然是很小的。
    其二，在来自外资企业的中国出口中，又有多少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呢？这一比例非常之低。例如，2005年，中国官方公布的200家最大的出口企业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而在前50名中，一共只有七家企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它们在50强中所占的出口份额仅为14％。如果考虑全部200家公司，则跨国企业的出口比例更下降到约11％。因此，在外资企业约60％的出口份额中，只有11％左右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剩下的约50％则主要来自台湾、香港和韩国的企业。
    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在一二十年以前，制造并出口纺织品、玩具、体育用品、电子产品等产品的主力就是这些经济体，现在则转到了中国。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公司很早就已经放弃了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几乎都未涉足出口外包行业。相反，它们致力于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和服务。这与FDI数据非常吻合。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出口产业纺织业和电子业中，FDI流入只占FDI总额的17％；再加上其他一些与出口相关的产业，估计能占到四分之一。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其他四分之三，都瞄准了中国的内需——汽车、机器装备、化工、零售、食品、采矿、能源等等。换言之，这些才是美、欧、日的跨国企业所在的行业。
    制造低端产品，并把利润送回家，那是香港、台湾企业正在做的事情；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实际上正在从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中国大陆市场上获益。■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